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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年巨匠高二适(十四)
□ 曹洋
四、文化救护④
1974年8月6日夜,他致信费在山:
河东文最能启发思路,此正贾门客廖莹中刻本,惟原书校勘既疏,而注释多误,殊误后人……此全集吾用力垂卅年,其裒集昔人之非。
1974年11月2日,为费在山讲《永州崔中丞万石亭记》,是为讲疏第七。随信云:
在山足下,适承友人之招留滞崇川(编者注:即南通)。昨归阅手简,悉深夜读书,为之佩慰。《指要》有大迂谬处。吾昔恒言:吾之补正出,始为有益后学也。所询均具别笺,台从可辨别是非。
1974年9月17日,先生致信费在山:
一九六〇年四月,《文物》印行之宋仲温《急就说明》,为张君珩署名,我早见过,其释文真所谓以讹传讹,此一识字(章草)功夫本不易,如果再印,就再误人误世矣。我作《急就考证》,惜未能在海外出版……至《河东集》“中华”新印本系世彩堂本,句断多误不必言,而廖莹中注之舛谬处尤令我难解也……附件三纸均表明刻本及注者之误,可转给出版界中人(切实谨慎为要,要能负责之人)一阅,将如何弥其缺失耶。
高夫子就是这样以文化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对待学术的,他细致到最基本的句读的推敲。如他在给费在山讲柳宗元的《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记》一文时,强调“断句尤为要”,结合例句,指出:“原断句殊舛,此等柳集随处可见,误后学不浅。”不误后学,成为高夫子学术研究的又一宗旨。高二适将章士钊的巨著《柳文指要》的缺漏及错误,汇成小册子《纠章二百则》。对此举动,他的小女儿高可可不解地说,章老是你的老师,这样做总是不妥吧。而高二适则引用西哲亚里士多德名言“吾爱吾师,吾尤爱真理”来回答。高夫子坚持真理的背后是坚守文化的道义。作为高氏家风的诗教可算得上是家族之私,但高夫子力图将此家风扩大为社会之风尚。至此高二适从家风的传承到社会公学的传播,其身份已发生转变,他的“学术公器观”已经完成了文化学上的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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